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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马萨诸塞州创建了美国第一个劳工统计局，希望数据能够弥补良知的不足。通过衡量工时、工作条件、工资以及经济学家现在所说的“负外部性”（当时却被称作“砍断孩子的手臂”），政策制定者认为他们或许能够为所有人创造相对公平的结果。或者，如果你更愤世嫉俗一些，那就是一种可持续的剥削。几年后，联邦军队向罢工的铁路工人开枪，富裕公民资助私人军火库——这些都是社会状况堪忧的先兆——国会认为这个想法或许值得大规模尝试，于是创建了劳工统计局。

　　美国劳工统计局（BLS）堪称文明的奇迹。它每月向约6万户家庭和12万家企业及政府机构发放详细调查问卷，并辅以定性研究来核实和修正调查结果。它至少应该为美国经济状况的记录做出一些贡献。美国：250年来没有发生过暴力阶级斗争。而且，你不得不佩服它那些细枝末节的趣味性。正是通过美国劳工统计局，我们才知道，到2024年，有44119人从事流动餐饮服务（即餐车），比2000年增长了907%；非兽医宠物护理（美容、训练）行业雇佣了190984人，增长了513%；美国拥有近10万名按摩治疗师，其中加利福尼亚州纳帕市的按摩治疗师数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倍。

　　许多经济学家坚称一切都会好起来。资本主义具有强大的韧性。众所周知，自动取款机的出现带动了银行柜员的就业增长，Excel 的问世也使会计师队伍迅速壮大，Photoshop 则极大地刺激了平面设计师的需求。在这些例子中，新技术都实现了旧工作的自动化，提高了生产力，并创造了此前人们难以想象的高薪就业机会。美国劳工统计局 (BLS) 预测，未来十年就业增长率将达到 3.1%。虽然低于前十年的 13%，但在一个人口稳定的国家，新增 500 万个就业岗位绝非灾难性的。

　　2025年5月，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的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迪(Dario Amodei)表示，人工智能可能在未来一到五年内导致失业率上升10%到20%，并“抹杀一半的入门级白领工作”。福特汽车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Jim Farley)估计，人工智能将在十年内“彻底消灭一半的白领工人”。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透露，“我和我的科技公司CEO朋友们的小群聊”打赌，一家市值十亿美元的公司最终会只剩下一名员工。（本杂志的商业版块与其他一些出版商一样，与OpenAI有合作关系。）其他一些公司，包括Meta、亚马逊、联合健康集团、沃尔玛、摩根大通和UPS，最近都宣布了裁员计划，但它们在向投资者发布的乐观报告中，则用“自动化”的兴起和“员工人数呈下降趋势”等委婉的说法来解释裁员。综合来看，这些声明非同寻常：资本的拥有者警告工人脚下的冰层即将破裂——同时却继续践踏它。

　　连续几天，这份报告成了业内人士热议的话题，而我所谓的热议，其实更多的是在挑毛病。报告过分强调了ChatGPT的影响。青年就业具有周期性。同期利率也出现了大幅飙升——这才是造成经济动荡的更可能原因。“金丝雀”报告还与经济创新集团几周前发布的一项研究相矛盾。该研究认为，即使人工智能正在重塑就业和工资格局，短期内也不太可能导致大规模失业。那篇研究报告的标题正是意味深长的《人工智能与就业：最终结论（直到下一个结论出现）》。

　　缺乏确定性不应被误解为缺乏担忧。美联储的职责是促进充分就业，因此企业关于即将出现失业的言论引起了古尔斯比的关注。但数据却不尽如人意。劳动力市场可能比表面看起来更疲软，但这种疲软被企业消化了，并未反映在失业率上。然而，如果企业雇佣的员工超过实际所需——这种现象被称为“劳动力囤积”——那么生产率增长疲软就会显现出来。这就像宿醉一样，是可以预见的：员工过多，工作不足，生产率下降。“但实际情况却完全相反，”古尔斯比说。“生产率增长非常高。所以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种情况。”

　　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个复杂因素。对就业的直接威胁或许并非人工智能本身，而是企业被其前景所迷惑，在尚未真正了解其能力之前就过度投资。古尔斯比回顾了互联网泡沫时期，当时企业疯狂投资铺设光缆和建设网络容量。“2001年，当我们发现互联网的年增长率并非25%，而是只有10%——尽管这仍然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增长率——这意味着我们拥有了过多的光纤，企业投资也随之崩溃，”古尔斯比说道，“很多人因此以传统的方式失业。”

　　论点是这样的：人工智能要改变一家公司，就必须先访问公司的数据并融入现有系统——这听起来很容易，前提是你不是首席技术官。大多数财富500强企业的商业秘密是，他们仍然在笨重的大型工业级主机上运行许多关键功能，这些主机几乎从不发生故障，因此也永远无法被替换。大型主机就像克里斯托弗·沃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从未间断运行，它们非常擅长执行一些特殊任务（例如处理支付、保护数据），但没有人真正了解它们的工作原理。

　　每一项新的通用技术，在一段时间内都会受到现有体系的束缚。第一批发电站于19世纪80年代建成，当时没有人质疑它们是否优于蒸汽机。但工厂的地下室早已安装了蒸汽机，驱动贯穿整栋建筑的架空竖井，并通过皮带和滑轮将动力输送到各个机器。要采用电力，工厂主需要的不仅仅是购买电机——他们需要拆除并重建整个生产流程。有些工厂确实这么做了。但大多数工厂只是等待基础设施老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电气化带来的主要经济效益在40年后才显现出来。

　　以咨询公司为例，它们一直以来都收取高额费用，让初级顾问进行研究和撰写报告——客户之所以容忍这些费用，是因为别无选择。但如果一家公司能够利用人工智能更快、更便宜地完成同样的工作，那么它的竞争对手将面临一个严峻的选择：要么采用这项技术，要么解释为什么他们仍然要为人工工时收取高额费用。一旦一家公司接入人工智能并压低了价格，其他公司要么必须争相效仿，要么就会被淘汰。竞争不仅会奖励采用人工智能，还会让拖延变得毫无道理可言。

　　也就是说，沃尔玛、亚马逊、福特和其他财富100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以及Anthropic、Stripe和Waymo等新兴人工智能驱动型公司的高管——这些人几个月前还对人工智能和就业问题大放厥词——却拒绝或无视了我多次采访请求。就连由美国最具影响力的200家公司首席执行官组成的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也告诉我，其首席执行官、前小布什白宫幕僚长约书亚·博尔顿（Joshua Bolten）对此事无可奉告。该协会的宗旨正是代表其成员就此类问题发声。

　　第一类是浅尝辄止者：他们姗姗来迟，终于抽出时间与首席技术官们深入探讨人工智能。第二类人则急于标榜自己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要么是出于虚荣心，要么是渴望让科技精英们更认真地看待他们传统的业务。“他们就像在说，‘看我！我很重要！我是核心人物！ ’但实际上他们什么都没做，”霍夫曼说道，“他们只是在说， ‘也让我参与到人工智能的讨论中来。’”第三类人则截然不同：他们是那些正在悄悄制定转型计划的高管。“这些人预见到了变革的到来。值得称赞的是，我认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希望通过教育、技能提升或培训，帮助全体员工顺利过渡到人工智能领域。”

　　去年夏天，雷蒙多前往爱达荷州太阳谷参加为期四天的艾伦公司（Allen & Co.）会议，该会议素有“亿万富翁夏令营”之称。她向与会者提出了两个相同的问题：你们如何使用人工智能？以及，当你们使用人工智能时，你们的员工会面临什么？许多首席执行官坦言，他们感到进退两难。华尔街期望他们用人工智能取代人力；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自己就会失业。但如果他们都下令大规模裁员，他们也清楚后果将不堪设想——对他们的员工、对国家，以及对他们自身的人性而言，都将是巨大的。

　　舒勒意识到这是工会领导人的惯常反应，所以她主动做出让步：“大多数劳动者，尤其是工会领导人，一开始都会感到恐慌，对吧？他们会想，‘哇，这基本上会摧毁所有工作岗位，每个人都会失去保障，我们必须阻止它——’——但我们都知道这根本不可能。”舒勒说，她没有惊慌失措，而是与代表约1500万人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各工会的领导人进行了交谈，敦促他们利用人工智能普及前的短暂时间，思考他们希望从这项技术中获得什么，以及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什么代价。

　　眯起眼睛仔细看，你或许会觉得微软的这笔交易确实是概念验证。但更有可能的是，这只是个例外。因为所有的劝说、辩解，以及对爱国主义和人类共同性的呼吁，都无异于对抗一个与雇佣劳动一样古老的真理：美国资本主义追求效率的方式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不可避免，冷漠无情，而且无论谁处于底层，最终的后果都可预见。而人工智能的出现，让资本首次拥有了一种工具，它承诺带来工厂和磨坊主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近乎无限的生产力：用最少的员工就能获得最大的效率，从而分得一杯羹。

　　如果说有什么问题能够缓解全国的焦虑——一个足够重要且足够紧迫的问题——你可能会认为美国就业的未来就是其中之一。“至少从我在参议院的交流来看，没多少人谈论这个问题，”密歇根州资深参议员加里·彼得斯告诉我。“我的同事们普遍持一种态度”——彼得斯是人，他特别指出共和党人的问题，尽管他也承认双方都有责任——“那就是，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事实上，政府应该置身事外。让企业自行发展，继续创新。”

　　自1974年美国开始更加积极地开放经济以参与全球贸易以来，贸易调整援助计划（TAA）已帮助超过500万人获得再培训、工资保险和搬迁补助，近年来每年耗资约5亿美元。2018年，彼得斯共同发起了一项名为《自动化TAA法案》的提案，旨在将同样的福利扩展到受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冲击的劳动者。然而，如同国会中的许多提案一样，这项法案悄无声息地夭折了。2022年，TAA的授权到期，而国会对贸易相关投票和新增支出都持谨慎态度，彼得斯重启该计划的努力也无疾而终。

　　这真是愚蠢至极。美国大约有70万个工厂和建筑业的职位空缺。（讽刺的是，阻碍人工智能发展的少数因素之一，恰恰是合格的数据中心冷却系统安装暖通空调技术人员的短缺。）福特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曾预测，十年内一半的白领工作岗位可能会消失。他一直表示，汽车行业缺少数十万名经销商技术人员——这些工作具有长期发展的优势：技术含量高，收入可达六位数，而且需要精准的手工操作，难以被机器人取代。但总得有人为这些工作所需的数月培训买单。“这些工作确实很好，”彼得斯说。“但是，联邦政府在四年制高等教育机构上的投入远高于技能培训项目。”

　　第119届国会就像一艘幽灵船，被倦怠和逃避艰难抉择的欲望所掌控。人工智能行业正斥资数百万美元，确保无人能够掌控方向。仅举一例，一个名为“引领未来”（Leading the Future）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据报道已从硅谷风险投资公司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Andreessen Horowitz）获得5000万美元的捐款承诺，并从OpenAI联合创始人格雷格·布罗克曼（Greg Brockman）及其妻子安娜（Anna）那里获得了另外5000万美元的捐款——计划“积极反对”任何威胁到该行业优先事项的两党候选人。而该行业的优先事项归根结底就是：加速发展。不，更快。

　　如果政治要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加里·彼得斯将无法参与其中；他将于明年退休。玛乔丽·泰勒·格林，这位国会中最能言善辩的共和党人（确实如此），一直致力于保护劳动力免受人工智能的影响，但她已经辞职。吉娜·雷蒙多被认为是2028年总统大选的潜在候选人，她是一位中间派，有能力在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发展的理由和谨慎推进的必要性之间取得平衡。但这个问题不太可能等到那时。“我们正进入一个似乎每天都在变得更加不稳定的世界，”彼得斯说。“这种不确定性会引发焦虑，而焦虑有时会导致人们的行为和投票方式发生剧烈的变化。”

　　班农的政治立场本身就不利于跨党派联盟的建立，但人工智能甚至扰乱了他对政治边界的认知。他和格伦·贝克联名签署了一封信，要求禁止开发超级人工智能，因为他们担心比人类更聪明的系统无法被可靠地控制；一些知名学者和奥巴马政府的前官员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那些宁愿朝地上吐口水也不愿承认史蒂夫·班农在任何事情上与他们站在同一阵线的人士”。他一直在构思一个应对未来挑战所需的联盟理论。“这些伦理学家和道德哲学家——坦白说，你必须把他们和一些街头斗士结合起来。”

　　没有人比班农更了解或更擅长利用这种模糊地带。他对人工智能的愤怒，前一秒听起来还合情合理，下一秒就变得咄咄逼人。我们当时正在讨论一些掌管最强大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人，他突然说道：“咱们直说吧”：“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一些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人——坦白说，他们还不是完全的成年人——从他们的行为就能看出这一点——正在为整个人类做出决定。不是为国家，而是为整个人类。一旦我们触及这个转折点，就再也回不去了。这就是为什么必须阻止这种情况，我们可能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

　　大多数试图探究人工智能对劳动力需求影响的经济论文都使用美国劳工统计局（BLS）的“当前人口调查”。“这是目前最好的数据来源，”麦克恩塔弗说，“但样本量非常小，只有6万户家庭，而且20年来都没有增加。回复率也下降了。” 要弄清我们经济的现状，一个显而易见的第一步是扩大调查的样本量，并增加一项关于工作场所人工智能应用情况的补充调查。这需要一些额外的经济学家和几百万美元——这只是一笔很小的投资。但美国劳工统计局的预算几十年来一直在缩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