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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该等信息也会在诉讼阶段作为辅助证据证明侵权行为。例如在(2022)最高法知民终1910号案中[1]，原告提交的公证书及其附件载明，被告的公开招聘信息中，对于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岗位的要求包括熟练使用、操作原告软件等设计软件。一审法院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认为，“武汉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被告）的互联网招聘信息也印证了其将权利软件作为经营工具使用的事实”。二审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未对此进行进一步论述。

　　部分软件在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出于功能实现、安全维护等需要，自动连接至软件权利人的服务器。在该机制下，如果企业安装了盗版软件，软件权利人可能会获取部分使用信息，从而作为侵权证据使用。不过，在我国对数据保护愈加重视的背景下，此类信息是否满足证据的“合法性”的要求尚存在争议。此外，这种后台数据通常是在权利人的服务器上生成并在权利人的控制之下，权利人如果将其作为证据使用，如何能证明其真实性、未经篡改，也有一定难度。

　　例如，(2018)沪民终511号案中[3]，文化执法总队经原告申请对被告经营场所内的计算机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了未经原告授权许可的软件3套。一审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据此明确了侵权软件数量，并据此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849,000元，二审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判决；(2017)京73民初396号案中[4]，经原告申请，一审法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至被告办公场所进行证据保全，对被告办公场所的电脑进行随机抽样检查，并根据抽查电脑中安装涉案软件或有删除涉案软件痕迹的软件占抽查软件总数的比例，推定被告所有电脑中安装/曾安装涉案软件的数量，据此确认被告实施侵权行为对应的软件数量，并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000万元。

　　除停止使用盗版软件外，赔偿损失也是常见的法律责任。通常而言，赔偿损失的金额可以根据权利使用费进行计算，即损害赔偿金额=涉外软件对外销售或许可时的价格乘以侵权软件数量。例如(2021)京73民初345号案中[4]，法院以被告使用103套盗版CATIA软件（单价33万元）总价3399万元为基础，最终支持原告2000万元诉请。此外，合理维权费用（如公证费、律师费）亦由侵权方承担，在该案中，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合理支出80,500元。

　　然而，还有一种情况是被告拒绝提供使用盗版软件的数量，导致法院难以查明事实。此时法院会综合考虑涉案计算机软件的知名度、销售价格、被告公司侵权行为的性质、主观状态、侵权情节及持续时间等酌情确定赔偿金额。例如，在(2020)最高法知民终404号案中[5]，被告戴鑫公司不能提供涉案服务器和软件的销售数据，且原告微软公司于不同时间从被告戴鑫公司处购买的3台服务器中均安装有未经许可的涉案软件，因此法院最终酌定被告戴鑫公司赔偿经济损失500,000元及合理费用100,000元。

　　例如，在（2023）最高法知民终1778号案中[7]，当法官在被告公司进行证据保全时，发现公司员工正在电脑上紧急删除软件，在法官重申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公司员工的删除行为依然持续发生。法官当场开展调查后发现，公司为避免被发现使用盗版软件，在多个微信群中通知员工删除软件。法院认为，该公司曾经采购过涉案正版软件，明知使用涉案软件应取得权利人许可，在权利人多次发送律师函的情况下仍持续侵权，在人民法院证据保全过程中拒不配合，侵权故意明显、侵权情节严重，参考软件销售价格酌定权利许可使用费金额，基于侵权软件数量，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基数，同时适用一倍惩罚性赔偿，判决该公司等停止侵权、并赔偿原告损失600万元。[8]